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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 郑州生活网 2024-02-02 504浏览

逃离又重返,年轻人深陷大厂围城

问题没有消失,但面对问题的人变了。

有8年电商经验的姚冰冰(化名)决定回流字节。时隔半年,这里还是她熟悉的样子。大厂意味着开不完的会,写不完的汇报文档。在和雪豹财经社通话时,她翻开一位同事发给她的日历,“1、2、3……15,我同事今天要开15个会,最晚的排到晚上11点半,回去还得写文档,为明天开会做准备。”大厂的另一面则是业务变动频繁。面试时,未来老板对业务的规划让她信心满满。但两个月后,她发现自己“被画饼了”。业务黄了,老板也走了,她所在的20人团队被并入一个100多人的部门,变得边缘,只能分到一些“边角料”的活儿。动作快的同事,已经找到了转岗门路。姚冰冰每天混迹在员工信息分享群里,假装看看调研报告,也会翻翻新部门的年度总结,“想知道他们在做什么,但不太看得懂”。忙到没空摸鱼难受,长时间摸鱼更难受。回来后的经历,无法让简历有任何加分。但姚冰冰对回流大厂并不后悔,因为这里的“收入天花板比较高”。虽然一年内回流不能涨薪,但40万的总包仍然比起其他offer更有吸引力。曾努力逃离大厂的年轻人们发现,还是回头路走起来更轻松。钱,拉高了大厂的综合分重返大厂5个月,阮宁(化名)再次觉得生活“黯淡无光”。这回,她特意选了一家更老牌的互联网公司,入职前反复确认它不像前司那样总是把业务“完全推翻”,但新问题很快冒出来:推进节奏过快。如果是外企,类似项目一般会留出两年时间,阮宁所在公司却只给半年。老板还毫不避讳地告诉团队成员,这样的工作量本应匹配两倍的人手。有一次周六,阮宁在医院看病,老板在钉钉群里艾特她,让她在周一前出一版方案。她坐在医院的大厅里异常烦躁,“周一前的意思,不就是整个周末都得工作吗?”阮宁第一段在大厂的工作,以裸辞画上句号。辞职后的7个月里,她有3个月都在休息,第四个月才开始改简历、找工作。一开始,她想回到外企,但屡屡碰壁。她先和亚马逊聊了一轮,但发现只剩销售岗可以选,那和她的职业规划相去甚远。她还面过谷歌,没能进入最终轮。还有一家不错的公司接近谈成,却卡在了发offer的阶段。她后来再看对方的岗位需求,经验年限从5年改成了“5~10年”。大厂成了迫不得已的选择,但迫不得已中也有“不服气”的心态。她想证明,自己可以像很多人一样,在大厂平衡好工作和生活,起码不会重蹈覆辙——为工作痛苦到抑郁,然后草草离职。去年5月,星瞾在字节一拿完年终奖就提了离职。“镀金”完毕,她当时铁了心“再也不去大厂”,也接触了多家中小厂和传统企业,但聊得越深越发现,很多公司完全不知道如何解决自身的瓶颈,只是想把有大厂经验的人招进来。“我为什么要在更小的公司把做过的事再做一遍呢?”星瞾想,大厂有大厂的问题,但不应该假设自己离开就能解决问题,“这叫美化一条自己没走过的路”。她对比各个维度,发现还是大厂的综合得分更高。钱是拉高平均分的重要因素。她快速推翻原本的决定,最终接下阿里的offer,薪水涨幅45%,总包接近80万。曾在字节做过3年产品经理的李凡(化名)尝试过转行。2022年下半年疫情期间,她花6999元报名了乐刻管培生的网课,顺利成为健身教练。去年6月,她又与几位同样有互联网背景的朋友们开了一家餐厅。但这段看似很酷的转行之旅只持续了一年。据李凡在小红书账号上的分享,做教练的收入不及预期,前两三个月基本在“为爱发电”,摸索一段时间后收入才稳定在了每月7000多元。由于时间和预算有限,餐厅也即将被转让出去,这群追逐餐饮梦的业余玩家只能试玩到此。她在经验帖里写道:“熬不住或是真受不了收入落差的,听劝,退吧……”度过风雨飘摇的一年后,为了稳定的收入,李凡决定重回老本行。“挑战吃苦极限”“跟着业务快速成长,完了期权一卖,直接实现财富自由,30岁退休”——当初去字节前,姚冰冰这样设想。阮宁和姚冰冰都出身外企,长期处于“work life balance”状态。时间久了,她们开始渴望“个人成长”,渴望更多的机会,渴望更有诱惑力的高薪。但兴奋感只维持了一个月左右,取而代之的是焦虑感。而再过一段时间,她们发现期待落空了。阮宁面试前司时,公司正要重点做电商业务,很看重她的经验,“希望能复用到公司业务上”。她也在对方描述的业务方向里看到了清晰的成长路径,双方聊得很开心。然而,现实和预期大不相同。大厂习惯“小步快跑”,即计划和执行同步进行。这意味着,很多动作都没想好就开始推进业务,所以“总在推倒重来”。小半年过去,阮宁所在的业务已经被完全推翻。她曾在一周内写过三版完全不同的方案,“大几千字,每天熬夜写”。老板看完后的反馈之一是把文字换成图片,因为他觉得图更高级。这让阮宁感到痛苦,她不仅无法获得成长,反而被严重消耗,“生命和时间,都被浪费在解决图比文字更高级这种事情上”。阮宁是不喜欢吃苦的人。上学时,她就是老师眼里娇气的学生,从不带病上课,但凡有点刮风下雨都不去跑操,老师跟家长告状也没用。她觉得,人一旦变得能吃苦,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苦要吃。大厂挑战了她的吃苦极限。在大厂不到一年,离职前的两个月,她已经出现恶心、反胃和头疼等躯体化反应。再不走,她担心自己会彻底崩溃。星瞾从字节裸辞时也没满一年,但这段时间足以让她理解,为什么江湖上会流传一个未经官方证实的数字:字节员工的平均留用时间是7个月。她喜欢赚钱和往上爬的感觉,但在字节并没有找到,这是她几个备选offer中薪资最低的。刚转正,她就发现所在业务增长见顶,又赶上降本增效,她“什么都做不了”,只能在汇报、开会上付出大量时间精力,用飞书文档包装自己的工作。提离职后,星瞾和她的+1、+2(编者注:分别指直属领导和领导的领导)和HR等人先后聊了7轮。她直白地倾诉自己的迷茫,想听听过来人的真实想法,结果只听到了挽留话术。这让她觉得很没劲,“原来他们坐到现在的位置,也就只会工作”。那一刻,她想到一个朋友离开大厂去创业时说过的话:这里没有我想成为的人。如果只看第一年,姚冰冰似乎是个幸运的样本。她加入的是一个为新业务组建的新团队,由于完整地跑通了0到1,年底的绩效好看,简历上也有东西写。她用“鸡飞狗跳”来形容那一年。头一个月,没有任何人告诉她该做什么,但老板还等着一线执行往上对齐,“要给他阐述业务方向,他还不一定认可,只能挨个方向去碰”。碰着碰着,同事之间会起摩擦。外企的人有不同想法会微笑着争论,大厂的人往往“明着开撕”,“在会议室互相拍桌子,声音大到整个楼层都能听到,有时外包团队都会来打听情况”。到第二年,从1往100跑时,“画风突变”。因为增速变慢,整个业务又被推翻了。努力一年回到原点,让姚冰冰产生了自我怀疑。离开时,她对在大厂寻求成长有了新的认知:成长不取决于能力,机遇更重要,跟对人、做对业务,才能按预期发展。酝酿下一次离开问题都差不多,但跟第一次进大厂时相比,姚冰冰从“巨焦虑”变得“更佛了”。她已经非常熟悉字节的风格,“招人时对岗位匹配度要求很高,它说要造一号火箭,你就一定要会造一号火箭,但来了之后,业务说没就没,随便扣个活给你干。”她想不通为什么,只能安慰自己:字节就是这样。阮宁则变得谨慎和保守了。她不再主动表现和争取,而是花更多时间去观察。她仍然不喜欢吃苦,试图让天平不过分向工作倾斜。她把与雪豹财经社的对话时间约在周五下午5点,那是她留给自己的“强行摸鱼”时间。其他工作日,她会尽量保证每天摸鱼20分钟。摸鱼的具体事项,包括刷小红书和微博,以及和朋友们在微信上聊聊天。但约好的时间还是因为临时会议改期了。到2023年年底,星曌入职阿里刚好半年。从逃离大厂变成逃到另一个家大厂,她在心态上并未做好准备。前3个月忙得顾不上想,后3个月她开始意识到,大厂之间“大差不差”。整个12月,她都不太开心,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自己的能力和收入远超同龄人,却还是不快乐。曾在新消费公司亲历过“一个联合创始人想把另一个联创赶出公司”的男朋友告诉星瞾:“工作是刚需,职场不是游乐场,不是竞技场,是道场。”她又翻看了一遍手机备忘录——那里记录了很多工作中的情绪垃圾。她发现自己始终在为类似的事情不开心,“一点长进都没有”。这让她找到了2024年的新目标:不要和小人、笨人缠斗,把工作看作人生的一小部分。这么想之后,过完元旦再去公司上班,星瞾和一位总是听不明白需求的同事沟通时,耐心了许多,“不懂就多讲几遍”。面对一位“不是特别小人,但手段也不太光明”的前辈,她的心态更平和,偶尔还跟对方一起健身。大厂的问题不会消失,重回大厂的年轻人开始学着接受。他们很确定大厂是当下最好的选择,但也都觉得,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在大厂上班,并酝酿着下一次离开。阮宁给自己设置了一个“待满两年”的小目标。她打算先观望一年后的绩效,如果说得过去,就保持现在的状态,否则会和主管讨论下如何改善。两年后,她也刚好来到大厂隐形的年龄门槛——35岁,最理想的状态是找一家合适的外企,再次拥抱“work life balance”。姚冰冰也打算,到了“只能混日子或等着被裁”的时间点,就再去外企找找机会,或试着创业。星瞾觉得自己不能再想辞就辞。新工作的业务还只接触了皮毛,得先学到东西再说,也要等到一个值得她再次离开的机会。“还是看钱,工资涨幅满意我就会去,比如总包到90万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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